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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炀帝的功与过  

2012-04-11 16:59:34|  分类: 探索发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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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炀帝的功与过

隋炀帝的功与过 - 二才 - 二才

 

隋炀帝的功与过 - 二才 - 二才

  

隋代之速亡,炀帝固然难辞其咎。但唐代及以后之史臣,或因时代因素,为取悦于当朝之人主,不免故意贬损炀帝,杂有私心,不是公平之论。如炀帝之开运河,建东都,巡幸四方,均是有其客观之历史意义,而不能尽说成是炀帝自大奢侈心理之表现。现试为这几方面作一平情之论。隋炀帝的残暴统治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不顾人民死活,滥用民力,无休无止地征发人民担负徭役。炀帝修建东都洛阳时,每月役使二百万人,由于劳役过重,人民死者占十分之四五。又征发百余万人修筑长城,人民死者大半。至于开凿运河所用的民力更多,以致男子服役不够,又征妇女服役。此外,隋炀帝三游江都(今江苏扬州),所征民夫也不少,如第一次游江都时,仅挽船夫就用了八万人。

第二,穷奢极侈,挥霍无度,无穷无尽地搜括与浪费民财。隋炀帝在东都洛阳建造西苑,周围二百里,苑内有人工海,周围十余里,沿海筑有十六院,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。他在位十四年间,东西巡游,无时休息,留居一城不过一年。他每次巡游,都是兴师动众,有十余万人随从,沿途一切消耗,都由各州县供给。特别是第一次游江都时,他率领诸王、百官、后妃、宫女等一、二十万人,船队首尾相接长达二百余里,凡所经过州县,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,吃不完的临走时都丢掉。所有这些活动,不知搜括和浪费了人民多少财富。

第三,穷兵黩武,三次进攻高丽,加重人民的赋役负担。隋炀以高丽王不肯入朝,连续三次大举进攻高丽。第一次在公元612年,由涿郡出军,军队总数一百一十三万余人,号称二百万。而运输粮饷器械的民夫,约有二百多万。但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是大败,计有十余万人渡过鸭绿江,生还者仅二千七百人。第二次进攻高丽,在公元613年,这次战争无结果,因为国内发生杨玄感反隋的事件,隋炀帝仓忙从高丽前线撤军而归。第三次进攻高丽,在公元614年,此时国内起义反隋事件已如火如荼,这次战争以高丽议和结束。隋炀帝大兴劳民伤财的土本工程,发动「扫地为兵」的对外战争,各地农民被征发来担负徭役和兵役的不计其数,农村的劳动力几乎被抽空了,农业生产大受破坏,耕稼失时,土地荒芜。同时,隋炀帝时赋税也大为加重了,广大人民要预交未来十年赋税。因此人民到了家荡产、求生不得的地步,除了实行反抗以推翻隋朝统治之外,再没有别的生路可走了。

 但是若谓隋炀帝之种种建置与措施,均是个人穷奢极侈之表现,则是脱离历史事实的。

 首先是开运河,前人以为是「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」,因此是亡国的虐政。但实际上炀帝之建运河,目的不在于个人游玩,而是有多重之现实目的。炀帝建运河的首要目的是要加紧控制江南地区。因为隋代是继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.因此如何加强统一是一个最重要的时代问题。在隋朝平陈时,江南士族不肯接受隋朝的统治,统一全国后,江南地方又先后有多次的反叛,如王仲宣,萧世略,李光仕等,都先后反隋。为了统治不服从的南人,隋文帝时派晋王广(日后之炀帝)为扬州总管,镇江都,又禁止南人私造大船,其大船都充入官府。至炀帝即位,一面收买南人之心,但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之控制,开运河是必不可少之事。因为运河可以有效地输送军队和物资,打破南北水系的阻隔。开运河之第二目的是要连结政治和经济重心。按在隋代时,经济重心已南移,但政治中心仍需留在北方(长安),因为隋代的主要敌人来自西北方。这样,政治和经济重心就被隔裂,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巨大的经济问题(如中央需要大量的粮食补充),如运输不稳定,会造成政治的不安。隋炀帝要把两固重心连起来,巩固隋之统一,必然要开通南北的运河。而日后的考古发现亦证明隋代中央主要的粮食都是南来的租米。后人评论炀帝之开运河,以其曾多次借此巡幸江南,于是便主观地以为炀帝开运河之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方便皇帝的游玩和巡幸,故是不恤民命之暴政。这些狭隘,不全面的观点,好可能是昔日的史臣为了婉谏君主而发。(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),而不是实事求是之态度。

 对于建东都洛阳,前人也指为炀帝之暴政,是他穷奢极欲的表现。但这都不是事实。我们首先要分析炀帝建东都之客观原因。从经济上看,关中的长安地区不如洛阳。因为关中地区耕地有限,所产不足以供京师,而洛阳处在平原,物产丰富,建都洛阳可解决粮食问题。从政治和国防上看,洛阳也比关中优胜。因为开中辟处西北,与各地之距离较远,而且外族横伺,如突厥和吐谷浑,容易造成对首都的直接威胁。而对于江南地区,关中也有鞭长莫及之叹。但洛阳居全国之中心,四通八达,既免外族入侵之威胁,也便于和全国联系,可以加强中央集权。而且建都洛阳,可以减轻农民漕运的痛苦和生命财产的牺牲,节省了漕运的开支,及人力物力之消耗,所以从长远来说,炀帝之建东都洛阳不能不可说是一种兴除弊之政。

 最后是有关炀帝巡幸之事。历来史家只夸大其随幸人数之众,所费之不菲,而没有著眼于当时之国内外形势,而不能看清炀帝不遑宁居之目的。我们先要指出炀帝之巡幸不是纯享受之乐事,不是贪恋江南风光。因为炀帝数之巡幸曾遇上突厥之围攻,所以巡幸是一冒险之事,有如御驾亲征一般。其实炀之巡幸是有其政治之目的。炀帝巡幸之目的之一是要求治。炀帝在执政前期仍是一励精求治之君主,有求治图强之精神,如即位巡幸淮海,下诏百姓上书言事,揭发侵害百姓之地方官。目的之二是要加强对各地的控制,严查州县谋反乱政的动向。案炀帝出巡之地方均是也认为容易发生变乱之地,如多次巡幸江南,显然与江南形势不安有关,又巡幸旧齐之地也是防范反叛。另外,炀帝巡幸边塞,目的在于防止边患。炀帝多次往返东北至西北的沿线,是要防范西突厥和吐容浑之入侵。如有一次,炀帝发现高丽使者出现在东厥启民可汗之牙帐之内,令他怀疑东突厥与高丽勾结。因此,炀帝此行的目的是要监视东突厥,加强控制边防。炀帝出巡,史载其极之奢华,这固然加重百姓之负担,但亦有其政治上之作用,因为他可以在巡幸中大显皇帝的尊威,借此显示中央集权之强大。以上可见,炀帝之巡幸并非是求私欲,而是有著明显的政治目的,故巡幸是他巩固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的一种措施。

总结:其实炀帝在历史有其功过,但可惜历来历史学家把炀帝塑造成一个暴君之形象,不外以其开运河,建东都,四方巡幸为民之虐政。但都是缺乏一全面细致之分析。如司马光之<资治通鉴>往往突出暴君之形象,褒贬人物,而有意无意间借题发挥,多少歪曲了炀帝之形象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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